出租子宮的代孕媽媽

　　另一位代孕中介獵頭劉青稱，如今對代孕媽媽資質的選擇，已經不如當初那么嚴格。“只要身體健康，年齡在32歲以下”，就可以成為代孕媽媽。

　　記者了解到，早期的代孕中介公司，對代孕媽媽的資質挑選相對較為嚴格，特別是對年齡、相貌、身體狀況以及是否從事過不良行業有著較為嚴格的篩選。近兩年，由于存在大量需求，代孕媽媽則成為搶手的“香餑餑”。許多中介發展規模受限，主要原因不是客戶不夠，而是能夠找來的代孕媽媽極其有限。

　　劉青也埋怨，代孕媽媽的門檻降低，也帶來新的問題。一些“職業代媽”覺得代孕的周期太長，工資也不算高，只做前期的檢查和調理，“每個月掙幾千塊錢的工資，等到真的要做胚胎移植的時候，就不見蹤影”，這些職業代孕媽媽手中掌握了一些代孕中介的資源，她們在這家中介干了幾個月，就跑去另一家“故技重演”，一年下來掙得也不少，“還不用生孩子”。以至于一些規模較大的代孕中介不得不設置“黑名單”。

　　另一方面，代孕中介對代孕媽媽的權益保障也不高。有的代孕合同上寫明：如果代孕媽媽因為難產導致死亡的，一次性賠付家屬10萬元；如果流產，那么代孕媽媽將得到最多1萬元的現金補償。“其實沒有哪個行業的生產者面臨比代孕媽媽更高的身體風險。”

　　一年前，24歲的代孕志愿者劉燕成功為客戶產子。劉燕說，她之所以做代孕媽媽，是“丈夫家窮，為了家”。在劉燕代孕這一年里，她吃住都在中介公司提供的宿舍，兩歲的小女兒留在北方老家，連春節也沒見面。客戶提前給了劉燕一半的錢，她拿去給丈夫買了輛車。一年后，生完孩子的劉燕拿著另一半錢回來，才知道“老公已經找了別的女人”。

　　“真不知道為什么，值得嗎？當初是為了家去做的，可我現在失去了家。”面對記者，劉燕非常委屈。

　　利益鏈頂端的醫院

　　無論規模大小，任何代孕中介都逃不過一個環節，就是人工移植受精卵胚胎的技術。這一環節必須由專業醫師完成。于是，醫院成為代孕產業鏈中“最有技術含量”的一個環節。因此，巨額利潤最終將醫院和代孕中介捆綁到同一個產業鏈中，一些醫生也會因此“鋌而走險”。

　　在調查過程中，記者多次以代孕中介或求代孕的客戶身份，與代孕中介或客戶接觸，發現他們異口同聲：“代孕地下鏈條的真正暴利者是醫院”。

　　由于代孕游走在法律的邊緣，醫院有意或無意導致的醫療意外往往無法通過正常途徑追究責任或獲取賠償。一些代孕中介透露，幫醫院“背黑鍋”是“家常便飯”，客戶、代孕媽媽的利益保障更無從談起。

　　鐘婷告訴記者，利用醫療設備和技術優勢，不少民營醫院和掛靠某些特殊部門的醫院，甚至許多正規的大醫院都寄生在代孕利益鏈的最頂端，大肆獲取不法的暴利。

　　為了證實這個說法，記者根據劉青提供的線索來到位于廣州市天河客運站附近的一家民營醫院。“醫院就靠做這個（代孕業務）撐著，不然早倒閉了。”

　　11月23日下午，記者去該醫院暗訪，發現該院并沒有設置生殖中心，第五層標示為“綜合病房”，但所謂的“病房”連床板都沒有。

　　次日上午，記者再次來到這所醫院暗訪，發現藥物配置和細胞檢測室里內除配有兩臺超級顯微鏡和兩臺生物分析儀外，還有少量檢測乙肝等疾病的設備和戊酸雌二醇片、葉酸、黃體酮等安胎藥品。在醫院走廊上，記者看到一名疑似代孕中介的女士向兩名年約40歲的中年夫婦解釋代孕手術流程，和迎面走來的護士打招呼，“今天只是做取卵，幫我排個號”。

　　醫院五樓走廊盡頭的手術室更是戒備森嚴，出入隨手反鎖。進出手術室的張醫生助手楊軍（音）稱，自己是“學生物分子的”。雖然專業也屬于臨床醫學，但與人類生殖主要涉及的組織胚胎學并不對口。

　　劉青透露，她曾經在武漢跟一名醫生合作，結果由于醫生的疏忽，“所有的冷凍胚胎全部出現問題”，盡管如此，這名醫生還是“把這些死胚做了移植，客戶沒了孩子，我們中介也要為他（醫生）背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的經濟損失。醫院不管客戶從哪里來，有錢就收，但出了問題，醫院卻躲在背后完全不負責任。”

　　在閑談中，楊軍告訴記者，剛進入手術室的年輕女子是做取卵的。隨后，記者見到這名女子被人攙扶著走出手術室，面色慘白，坐在某“病房”打點滴，跟隨其后的一名護士手拿著一疊約數千元的百元大鈔。護士告訴記者，今天生意很好，還有兩例受精卵移植手術在排隊。

　　記者從多名中介處了解到，醫生做一個試管嬰兒可以拿到6萬—12萬元的“好處費”，此外代孕中介公司還要花約3萬—4萬元作為醫院的“聯系費”。

　　直到當晚10時許，醫院突然停電，手術被迫中斷。醫生聽到記者是“自行前來”后，警惕地要求記者由熟人帶著、“亮明身份”再來。（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鐘婷、劉青、劉燕均為化名）(記者 楊大正 見習記者 閆昆侖 實習生 許芷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