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家現在都喜歡說現實太骨感，以至于不敢談理想，更別說豐滿的理想。我今天要從另外一個角度講談這件事，就是在當前的情況下怎么做一個民營企業。有三個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件事情，怎么樣堅持正確的價值觀，追求理想，順便金錢，而不是追求金錢，順便理想。每年9月13號是萬通[簡介 最新動態]的“反省日”。反省日就是檢討自己，我們究竟為什么能夠活下來呢？

　　我們就叫“學好”。所謂學好就是有正確的價值觀，即對是非的判斷。

　　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最重要的是三件事，第一是看別人看不見的，第二是算別人算不清的帳，第三是做別人不做的事。而堅持正確的價值觀和理想，就能引導你做到這三件事。

　　一，引導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比如說客戶投訴。客戶可能不理性，有正確價值觀的企業家，對客戶負責，跟客戶解釋，滿足客戶合理的需求。但是目光短淺的、只看到錢的地產商，早些時候遇到這種情況就會遞紙條子嚇唬或者拿棍子悶倒客戶。這就是差別。當企業品牌價值逐步建立以后，再有客戶投訴，對我們公司內部所有體系來說都是解決客戶問題和服務，沒有別的選擇。不是萬科[簡介 最新動態]的房子不漏，而是萬科能夠幫你更好的解決問題。

　　有些地產商想的總是怎么弄到地，怎么逐利；王石做地產，總在考慮怎么樣保持房價穩定和做好客戶服務。這就是靠價值觀的引導。價值觀這件事在創業當中，會引導你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機會、趨勢和風險。萬科總能很好的審時度勢，因為他看見了別人沒看見的東西，在錢前面的東西，錢前面的東西就是理想。

　　先理想后賺錢的人和先賺錢后理想的人，哪一種人賺錢多？第一種人。做好主業，你就能賺到最基本的利潤；堅持五年七年，全社會給你第二筆錢：資產增值。再有五年十年上市，這是第三筆錢。第一種人能順利拿到這三筆錢，第二種人往往在第二筆錢還沒拿到時就翻船了。好人的價值是多少？10%到15%。A股60%取決于宏觀經濟，30%取決公司業績，10%—15%就取決于領導人、品牌、價值觀。所以追求理想順便賺錢，順便賺了10%—15%，更何況是持久不停的賺。

　　二，讓你算到算不清的帳。一塊地五億十億，這是算的清的；問題是算不清的帳：第一是時間。敢扛很重要，很多帳算不算的清楚，跟時間有關。所以我們每個人做決策的時候，自己心里對時間預期不一樣，你敢扛一輩子的事情都是靠信仰。正確的價值觀把時間距離拉長，會堅持長期趨勢，把東西價值提升。第二個取決取決于跟誰做。很多事情選擇合作伙伴是第一位。一個有理想的企業，在選擇合作伙伴的時候就會去找同類，算帳的方法就跟別人不一樣。這個時候考慮的不是價格合適，而是雙方價值觀的一致。第三個取決于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做綠色建筑成本比非綠色建筑高三百到五百塊錢。但對于我來說選擇綠色環保的價值觀，很可能在三年五年以后會得到市場的回報。美國綠色建筑平均租金和售價平均高5%—10%，人家往這方面走靠譜，我想我往這方面走也靠譜。你會發現算的清的人做的投資都是投資未來，差別就在這里。

　　三，引導你做別人不做的事。有理想的人必定有毅力。人有堅韌不拔之志，才有堅韌不拔之力，只要你自己心里頭充滿這樣的信念，毅力自然來了，不會覺得辛苦，反而覺得很快樂。

　　這就是我說的“吃軟飯、戴綠帽、掙硬錢”。理想你們每個人可以自定義，自定義超越金錢的價值觀。總之心里面有這個東西，才能看到方向，算好帳，做好事。

　　企業與政府：離不開，靠不住

　　第二件事情，處理好政商關系。企業跟政府的關系，用六個字，離不開，靠不住。

　　第一層意思，我們跟外部的政策環境的關系。國家的政策，首先是遵守，而不是每天討論對不對。每個政策的出臺都有政府自己的考慮、自己的道理在里面，對和不對是見仁見智，但你不遵守就出狀況。每個企業必須要從，聽黨的話，按政府要求辦。還有一個辦法，能“投機取巧”，就“投機取巧”。

　　第二層意思，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之間的關系。我認為目前來看混合經濟是比較可取的一種方法。只有混合經濟才能在當下社會轉型的時候保持一個相對穩定治理結構：國有資本有約束，無動力，導致懶惰和貪污。民營的毛病是有動力而無約束，動力表現為貪婪瘋狂，國有企業有七大繩索約束，民營企業除了法律和政策沒有其他的約束。所以這兩種極端的體制，資本形態都有缺陷，混合以后就能夠做到有動力也有約束。這樣就能保持治理結構的平衡和發展穩定性。另外能做到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民營資本也保值增值，這就是意識形態上的庇護。

　　第三層意思，企業家跟政治家的關系。這個關系的確是非常藝術的關系，但是根據歷史上來看，我們能看到一點蛛絲馬跡，怎么樣才能做成功。政商關系建立在基本的道義、制度、根本方向上的一致，這樣才能贏得絕大多數政治家的支持，而不是把它墮落成為社會行政之間的關系。政商關系處理好了，今天的民營企業才能發展的很好。

　　第三件事情，如何做好民企，很重要的功課，就是代繼傳承。傳什么東西？這是非常重要的。是把錢傳下去，把家業傳下去，還是把榮譽、價值觀、體制傳下去？這是一個挑戰，我們是要把治理結構、價值觀、團隊一代一代傳下去。現在代際傳承不是簡單傳給一個人，而是要把治理結構傳下去，這里面要做很多細節工作。把這個東西傳承好了，接下來后續的事情才能一代一代的傳下來。在過去一百年里，民營企業壽命很短，不在于自己，而在于外部的動亂和不安。其實這需要找到一個約束偉大人物的制度。因為我個人覺得，如果我們不約束這些偉大的人物，他把自己的己任還是大家的眾任就分不清楚，不是以天下為己任，而是天下以我為己任，所有人關注這個偉大的人。所以我們一百年來社會動蕩太久，導致民營企業總是處于不斷的動蕩當中，所以社會財富不能積累。如果不能很好的傳承，有可能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又化為烏有。

　　公益與慈善：我們做的比巴菲特好

　　第四件事情，我要講的民營企業今天堅持理想的同時，跟社會之間的關系。簡單的說就是企業公益與慈善，企業如何推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大家都知道最近巴菲特和比爾蓋茨要與中國一些人討論公益慈善的事。我在這兒簡單說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在慈善和公益這個問題上，中國的民營企業做的比巴非特、比爾蓋茨要好， 為什么？我們行善比他們早。比爾蓋茨75年辦公司，2005年才辦公益基金會，中間有30年。巴非特更是做公司賺錢賺了50年才想起這個事。中國企業家有的才15年、10年就成立公益基金。我們掙的錢比他們少，掙的錢比他們晚，覺悟卻比他們早，我們在道德上完全優越于巴非特和蓋茨。

　　第二，我們要高度關注這種行為不能傷害到自由企業制度。1956年中國民營企業家統統都裸捐了——從這一點來說又比巴非特、蓋茨做的好，中國民營企業在56年都裸捐了——但我們得到了什么？得到了餓死幾千萬人，得到了文化大革命，得到了必須要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也就是說我們如果只是單獨片面強調裸捐裸捐再裸捐，如果沒有充分保證私有財產，創造財富的動力就會枯竭，財富就會消失。今天要保證良好的開端，比比爾蓋茨和巴非特還早的行善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建立獨立的公益基金會，成為一個財團法人和社會的NGO，這些基金會不可能被政府征用，而我們現在這800多個基金會絕大多數都是政府的。所以這件事情是需要關注的。

　　我在這里介紹一下中國企業家在公民社會建設這方面做出的努力。6年前，中國開始可以建立私人發起的私募公益基金會。我們建立了一個華夏心臟基金會，現在這個基金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心臟基金會，另外發起了阿拉善環保基金，170個企業家募捐，組成國內最大的環保基金，除了治沙以外，還植草；再后來我們成立了萬通[簡介 最新動態]企業公益基金，現在幫助李連杰壹基金成為一個公募基金，來幫助他盡快把公募基金建立起來，以進一步推動公募基金在中國的發展。所有的美國創業者都是二代三代才開始做這個事，我們現在才半世，一世還沒有完事，才開始創業就要忙這個事，不僅是我，很多企業家都在做這樣的事。我們企業時間很短，所以現在中國企業家不斷的投身到制度建設層面更重要，我們更注重在公益慈善當中建立一個獨立的公益基金會和科學治理、透明誠信的公益制度，這樣才能保證我們不斷的捐獻，不斷推動社會公平正義，不斷的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不斷的推動公權力持續往前走，毀壞我們公平競爭的良好的市場經濟體制。

　　Q：大家知道您是房地產行業里很有分量的企業家，如何看待當下關于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問題，以及對未來的房地產市場走勢？

　　馮侖：今天其實應該少談房市，多談創業，多談理想。我就說幾句。 首先，我們房地產是一個住宅為主的市場，我們房地產大概六萬億的市場，2/3是住宅。我國的房市政策經過了三個階段。最早我們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住房是福利分配制的；到99年以后出現一個根本轉變，就是住宅逐步市場解決，取消福利制度。近三四年以來開始另外一個轉折，把市場化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公平的問題交給政府來管，所以政策漸趨完善、思路漸趨清楚。當下政策是史上最純的政策，關于保障、關于商品房，這回是說的最清楚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政策是清晰了，接下來就是往下持續、穩定的貫徹。應該說最近這一段來看政策調控的效率是開始顯現出來，保障供應越來越多，另外市場這邊的房價的穩定也達到了。也就是說過快上漲的勢頭被抑制了。

　　我得問你們一個問題，咱們國家首次置業年齡27歲，你們認為27歲或者這個上下，政府應該把你們的房都保障起來嗎？如果我告訴你保障了以后可能失去更多就業機會，你們選哪個？為什么這樣講？所謂市場化改革方向，資本要素包括人力資本，人的要素的流動，一旦給你們保障了住房，因為房貸的問題解決了而不去創業，市場活力就沒了，就業機會就減少，就業機會減少，你們可能在貧困的環境里終老一生，而且這個產權還不完備。事實上如果過分的保障，過分的保障，最后有可能是勞動力要素窒息，所以這也是市場經濟國家很少有說二十多歲就進入保障的原因。

　　我們現在人均住房面積已經28平米，接近日本。自由產權房超過80%，所以總起來看，在改革開放30年之后這個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滿意。我認為這不是問題。房價就是青春期的痘痘，理性的家長就是安慰和等待，過了青春期就好了；不理性的家長認為是腫瘤，帶到醫院做手術，割了留下傷疤，長大以后留下傷痛。大家想想再過十年二十年，上一代的老人沒有了，多出來好幾套房，所以十年以后，房價必然降下來。我相信政府已經有了史上最純的政策，只要堅持這個方向，這個問題逐步的不成問題。

　　Q：關于大家比較關注的國美之爭，假如你是黃光裕的話你怎么做？

　　馮侖：國美之爭有一個角度大家沒有研究，關乎民營企業的生存狀態。十年以前，民營企業出現了黃光裕的挫折，基本上機毀人亡模式，飛機掉下來，企業出事了，人進去了，企業也沒了。大概五年以前，出現了新情況，叫做人機分離模式：企業可以正常運轉，人可以坐牢，但民事財產權利不被剝奪，他的權利還可以被保護。這件事情對民營企業的發展是積極的信號，刑事責任和民事權利兩件事情不能等同，當面對刑事責任坐牢的時候，你的民事財產權利仍然得到保護和很好的正常運轉。這一次更進一步，不僅人機分離，而且民事權利還能夠跟在外面一樣積極的行使，不僅是保護，還要爭取，還有行為。今天民營企業發展的環境從這個角度看得到了很好的優化，這樣很多民營企業面對一些挫折和刑事責任的時候，企業財產權利、家人的財產權利是得到保護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通過國美這件事情，我看到了這方面的進步，所以我更愿意說，這件事情與其說兩個當事人的輸贏，應該看成民營企業在發展道路上爭取到民事權利與刑事責任分開的環境，這個環境對于民營企業未來的發展和財產制度的保護和傳承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