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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華：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農村處處長，全國村務公開協調小組辦公室聯絡員，村干部廉潔自律建設督察調研組成員。本報記者高明攝
■對話動機
一場大規模督察村官違法違紀的行動正在全國展開。從7月初開始，由中紀委、中組部、中農辦、農業部等10個部門組成的村干部廉潔自律建設督察調研組，分頭奔赴海南、青海，湖南、遼寧，山東等八個省份，對目前群眾反映較多、呼聲較高的村干部違法違紀行為，進行為期近兩個月的深入調研。據悉，這種督導調研的行動在國內尚屬首次。
讓人關注的是，調研后，中央將對相關法律進行補充修改，從法律層面加強對村干部的監督管理。8月3日，本報記者就此次督導調研相關情況對話相關負責人。
溫總理批示要求調研
新京報：此次對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進行全國性的督察調研，是怎么緣起的？
王：最近一段時間，一些地方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比較突出，造成群眾上訪不斷，這些問題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副總理回良玉、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紀委副書記何勇等中央領導先后批示，要求摸清目前的村干部違法違紀究竟有什么表現和類型，對農民造成了什么樣的危害，并要求尋求解決的辦法。
新京報：這是否與最近一段時間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有關？
王：關系不大，最近的群體性事件畢竟是極個別現象。
村干部貪污挪用土地補償款、私分集體資產、打白條現象、以權謀利等問題由來已久，而且最近反映較為突出，到了該解決的時候了。
新京報：據調查，在目前的上訪案件中，反映村干部違法施政的占多數，這是什么原因？
王：在城市，一個官員如果貪污了10元錢，很難引起注意。但在農村就不同了，農民和村官朝夕相處，而且農村條件較為艱苦，村官搞貪污的話，村民都會盯在眼里。雖然數額不大，但會直接影響農民的切身利益，引起的反響較大，造成的上訪和舉報相應較多。
新京報：此次督察調研由哪個部門具體負責？
王：此次調研督察行動主要由全國村務公開協調小組辦公室發起，中紀委、中組部、中農辦、農業部、財政部、國土資源部、司法部、民政部、國家計生委、國家信訪局10個協調小組成員單位的有關負責人、協調小組辦公室人員參加。
同時，為了充分發揮新聞記者的輿論監督作用和專家學者的決策咨詢作用，協調小組還邀請20余家中央級新聞單位，聘請了全國大專院校、科研單位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建立了新聞宣傳督導團和專家咨詢團，隨同調研組一同奔赴調研。
新京報：調研的整個日程如何安排？
王：6月下旬，調研組分成四個組陸續奔赴8個盛區、市進行督察調研，在督察調研之后，8月底調研組將寫出專題調研報告，這些報告最終將上報中央，中央有關部門將共同制訂防止和約束村干部違法違紀的政策措施。
新京報：所調研的八個省是怎么選出來的？
王：主要是考慮地域及其特點定出來的，山東是華東地區，浙江是沿海發達地區，黑龍江農業面積分布較廣，遼寧是農業最發達的地區，湖南、四川屬于中部，河北屬于純農業地區，而青海則屬于西北地區，這些省份的情況基本能涵蓋目前村官違法違紀的全部問題。
新京報：據媒體報道，這是一次最大規模的調研？
王：此前，民政部農業處每年對農村問題都會有專項的調研，但針對村官違法違紀的專項督察調研目前尚屬首次，而且這次由中央10多個部委單位參加，規模空前。
調研不是辦案
新京報：在各省調研的一些案件是怎么找出的？
王：主要是根據媒體披露出來的一些問題，同時調研組也整理收集了一些各部門收到的上訪和舉報來信，從中選出了一些問題嚴重、影響惡劣的案件。調研中也有一些偏差，比如在黑龍江的兩個地方，我們調研組趕到時，當地所反映的問題早已得到解決了，我們只能另找線索。
新京報：此次調研主要通過什么方式展開？
王：主要是以聽取匯報、召開座談會、實地檢查、入戶訪談等形式進行，督察調研中，我們還要與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研究探討加強和改進村干部管理監督工作的意見。
新京報：調研中你們遇到地方政府的阻力了嗎？
王：地方政府當然希望上級部門看到他們工作中的好的一面，所以總是想拉著我們去看典型，但這些算不上阻力。當然，這次調研前我們事先也要求各組尋找一些村自治搞得好的典型，好典型也是我們學習研究的對象，他們的經驗可以拿來借鑒、推廣。
新京報：對于調研，農民的反映如何？
王：反響很大。得知要分組進行督察調研的消息，不少農民給村務公開協調小組辦公室打來電話，舉報了很多問題，希望我們去他們那里進行調研。農民對這次調研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新京報：除了進行調研，督察的主要內容是什么？
王：去年，胡錦濤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研究“健全和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去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下發了《關于健全和完善村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見》（簡稱17號文件），對落實農民群眾的知情權、決策權、參與權、監督權提出了許多新的明確的政策措施，為農民群眾依法維護自己的民主權利提供了依據和保障，此次下村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督察17號文件的宣傳和落實情況。
新京報：調研組調查的案件最終都得到解決了嗎？
王：首先要說的是，我們不是辦案，對于村干部違法違紀的問題，我們只能督促當地政府盡快處理、解決。
我們此行的目的不是針對具體案情，而是在走村入戶中發現問題，總結問題，了解目前的“三農”情況，了解基層黨群干群的現狀。
村官違法違紀逐年下降
新京報：從目前調研的情況看，村干部違法違紀是怎樣一個發展趨勢？
王：村干部違法違紀的現象實際上在逐年下降。
新京報：什么原因？
王：1988年中央正式頒布實施了《村委會組織法》，同年10月，十五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總結農村改革20年經驗基礎上提出，要進一步擴大農村基層民主，全面推進包括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在內的村民自治。隨著村民自治的推進，有兩個問題引起了中央領導的普遍關注：一是農村一些地方“兩委”關系緊張，村書記、村主任爭權奪利；二是一些地方重選舉，輕管理，被群眾稱為“半拉子”民主。17號文件的發布實施，提供了村干部開展工作的規范和程序，基本解決了以上兩大問題。
可以看出，中央在不斷出臺政策，制度上有了約束，監督和指導加強了，村干部違法違紀的現象相應地也得到了遏制。
新京報：調研的總體情況如何？
王：從目前的調研情況看，絕大多數的村干部能遵紀守法，貫徹黨的方針政策，但極少數村干部的違法違紀現象確實比較嚴重。
新京報：能否說一些具體的案例？
王：這些要等匯總后才能公布。
新京報：違法違紀的行為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王：調研發現，村干部違法違紀行為主要集中在村土地征用、承包、轉讓中，涉及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償費的分配和使用；其次，關于扶貧、移民、扶植、水利改造、退耕還林、轉移支付等資金，容易引發截流挪用。特別是在城郊接合部和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土地開發利用，由于城市經濟帶動，農村集體資產積累大，而制度跟不上，容易滋生腐敗。
新京報：如今農村中因為征地引發的糾紛比較多，這是什么原因？
王：在廣西和河北的調研中，我們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在土地征用、補償中，征用和補償費國家都有明確的規定，但錢撥到村里后，多少發給農民？多少留給集體？怎么管理使用？相應的政策卻沒有明確規定，這就滋生了村干部腐敗的空間，這個問題亟待解決。
新京報：出現村官違法違紀現象，你認為核心原因在哪？
王：核心原因是相應的法律法規和制度政策沒有落實到位，監督形同虛設。監督出問題有兩個方面原因，村民群眾應是主要的監督主體，卻并沒有建立起相應的村務理財小組、監督小組；同時，上級有關部門監督不到位，不履行職能，缺失年度審計、年終考評，一年下來，有些鄉干部從未到村里去走走，根本不了解村干部的情況。更有甚者，有些鄉干部甚至與村干部串通一氣，充當村干部的保護傘，形成利益共同體。
新京報：不是有制度約束和保證嗎？
王：當權者總是希望權力越大越好，害怕監督。所以中央的通知文件每次到了村里，基層干部故意壓著不宣傳。山西有一位村民，拿著法律文件找鄉鎮干部評理，質問他們那里為什么沒有選舉村委會，這位鄉鎮干部竟大呼小叫質問村民：“你手里怎么會有村委會組織法？”他認為“保密”工作未做好，讓法律文件流散到村民的手里了。
新京報：這次調研，你們也發現了一些好的典型，他們做得好的原因是什么？
王：首先，中央的政策宣傳及時深入，村民的民主意識得到了提高。同時，當地政府加大了培訓力度，民政、農業、國土資源等部門分別對村兩委會成員進行了培訓，讓他們明白村干部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該怎么做，加強了村兩委會成員的素質，其實也就加強了對村干部自身的監督管理。
有望修法加強監督
新京報：村干部這個群體有什么特點？
王：村干部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的身份多數是農民，不屬于國家公職人員，約束國家公職人員的條條框框、法律法規，大多對他們不適用，許多鄉鎮干部也抱怨對他們不好管理。
新京報：前不久，我去云南采訪一起村民因對村主任不滿，最終將其殺死的事件。
后來村民告訴我，之前他們對村主任的違法違紀行為已多次向鄉里舉報，卻無人過問，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對于村干部違法違紀的舉報，是否存在渠道不暢通的現狀？
王：村民投訴的渠道總體上應該是暢通的。但村委會屬于自治組織，沒有一個主管部門具體負責，農民投訴不同的問題就要找相應的部門。舉例來說，村里的土地征用問題按職能由國土資源部門監督管理，集體資產由農業部門負責監督管理，選舉是民政部門的事，而選舉中如出現威脅、恐嚇等問題則應由司法部門介入。說實話，目前還沒有一整套的村民自治法規，最后造成的結果是，問題是具體的，職能卻是籠統的，農民投訴無門，問題越積越多。
新京報：不少農民反映村干部選舉中有賄選的情況，您怎么看？
王：目前在法律上如何認定賄選沒有規定，如何處理賄選更沒有明確規定，缺乏法律制裁，這也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一個缺憾。鄉、鎮、縣一級選舉有規定，可村一級沒有規定。根據我們國家罪刑法定的原則，沒有法律規定，就無法定罪。這造成無法可依，檢察院、法院都無法介入，公安只能以妨礙社會治安來處罰，很牽強。目前對于賄選問題存在三難，即認定難、查處難、處罰難。
新京報：那目前對于賄選是不是就沒有辦法處理了？
王：也不是。作為村選舉的主管部門，民政部參考全國人大文件及相關法律，定出了賄選的概念，即候選人指使他人用實物、金錢影響選民意志的都叫賄眩但這不是法律，而且很籠統，比如說請吃一頓飯、送包煙，許諾當選后的種種好處，這些是否也認定為賄選？因賄選造成選舉失敗，投票人的誤工損失由誰來賠償？這些細節問題都是這次調研后我們研究和解決的重點。
新京報：這次中央大規模調研行動的背后，是否預示著一個信號，對于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中央將出臺一些新的政策？
王：是這樣。這次調研結束形成報告后，在9月到10月間，我們將集中對一些重點問題進行探討，除了出臺一些新政策完善制度外，最終結果可能會對目前的《村委會組織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三部法律進行補充和修改，增加對村干部違法違紀行為的認定、處罰等相關內容的規定，從法律層面加強對村干部的監督和管理。 □本報記者高明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