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點眼：我國加入WTO后，有28種“金領”職業相繼崛起，其中，體育經紀人榜上有名。精通法律、業務、形象包裝、理財和外語，既講誠信又有耐心，這也許就是普羅大眾心目中體育經紀人的“光輝形象”，君不見外國著名體育經紀人均是西裝革履，穿梭于歐洲各俱樂部之間，成功交易便可日
進萬金。但是，我國絕大多數體育經紀人是沒有那么闊氣的，他們更多的時候是無事可做、無人可代理的，行內人自嘲為“殘廢的金領”。雅典奧運會跳水冠軍田亮早前被逐出國家隊，這與其經紀人的操作方式不無關系，而這一事件也間接讓體育經紀人今后在中國體育界的位置越發尷尬。
10年內人數將超過7000
在我國，要成為體育經紀人必須考取證書，超過2年沒有執業者證書作廢，外國則沒有這一套，運動員可以選擇任何人作為自己的經紀人。
北京市規定，申請取得體育經紀人資格的人員應具備以下條件：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有固定的住所；具有大專(含)以上文化程度；申請體育經紀資格之前連續3年沒有犯罪和經濟違法行為；掌握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具有從事體育經紀活動所需要的基本技能和一定的體育專業知識。工商部門和體育部門對申請取得體育經紀資格的人員統一進行法律法規知識、體育專業知識的培訓和考核，對經考核合格者共同頒發《體育經紀資格證書》。
從1997年起，廣東、上海、北京等地相繼舉辦了體育經紀人培訓班，經過一個階段的學習，由地方體育行政管理部門與工商行政部門頒發體育經紀人資格證書，結束了我國體育經紀人無證經營的混亂狀況。1998年，廣東誕生第一批獲得《體育經紀人資格證書》的體育經紀人，到目前，先后有4批體育經紀人獲得證書，總數共有300多人，占我國體育經紀人總數的1/4。1999年，體育經紀人以及相關的體育中介市場的立法工作有了突破性進展，北京和上海相繼頒發了《體育經紀人管理試行辦法》，中國足球協會與中國籃球協會分別于1999年和2000年頒發了《足球經紀人管理方法》和《籃球經紀人管理方法》等規定。目前國家體育總局與國家工商總局正在共同協商制定《體育經濟人管理方法》。隨著北京奧運和廣州亞運的舉行，中國的體育產業將以迅猛的速度發展，據估計，我國體育界未來10年需要體育經紀人的數量超過7000名。
體制“致殘”體育經紀人
與國外相比，我國體育經紀人在運動員個人業務代理方面受到很大的制約，足球和籃球等項目雖然實行職業化管理模式、允許球員自由轉會，但主管部門實行協會統一組織的“掛牌制”，這就扼殺了體育經紀人最大的市場空間，體育經紀人的主要活動領域較長時間局限在體育賽事的推廣以及少數外援球員及教練的引進等方面。
長期從事中國體育中介市場現狀及對策研究的廣州體院教授譚建湘認為，從體育經紀人的角度來看，運動員是體育經紀人非常活躍的資源，西方體育產業的發達與西方職業體育和體育的商業化、市場化程度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以運動員為中心的各項代理活動是西方體育中介市場發達的重要標志，也是體育經紀人的主要經營業務，在西方體育產業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譚教授認為，我國體育市場處在轉制時期，尚不成熟，市場體系不健全，運動員這個體育中介市場的要素還未能完全進入市場，目前我國優秀運動員幾乎都處于國家或省市一級政府職能部門的控制之下，即便是已實施職業化的足球和籃球等項目，有關部門也采取了“掛牌制”等措施，對運動員的流動實施控制。“有些部門以運動員是國家培養的作為借口，反對體育經紀人介入運動員的商業開發，但又拿不出明確的管理方法，既造成了運動員無形資產的流失，又制約了體育中介市場的發展。”現階段體育賽事資源雖已逐步開放，但有關部門對市場開發程度高、經濟效益好的項目仍在實行項目壟斷，向體育經紀人轉讓承辦或推廣權過程中設置過高的障礙，市場競爭缺乏公平公正公開的環境，打擊了體育經紀人的積極性。
“田亮事件”并不是特例
譚建湘認為，田亮事件并非特例，這恰恰反映了中國體育發展到今天出現的管理體制與市場經濟發展速度之間無法協調的矛盾。中國體育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強調政府管理，當時提倡社會化的目的就是廣泛動員社會介入、參與和推動體育運動，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如今，要求商家無償地像贊助公益事業那樣支持體育事業已經不可行，絕大部分商家追求的是雙贏局面。作為運動員，他們必須保證一定的系統性和封閉性訓練，但要求他們像以往那樣足不出戶和整個社會脫節是不可能的。
“雅典奧運會結束后，奧運冠軍不是也被安排參加一系列的匯報演出嗎？其實，這在無形中體現了他們的商業價值，也吸引了不少商家主動找上門。”譚建湘認為，這種現象表明，中國體育可以創造巨大的商業價值，如果運動價值能夠獲得實現，運動就產生相應的效益，這樣對我國這個發展中國家來說節省了大量的發展資源，畢竟我國奧運健兒在雅典奧運會上獲得每枚金牌的支出大約在7億人民幣以上。現在的矛盾在于，國家體育總局各運動管理中心的管理指導思想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步伐不一致，運動管理中心管的是運動訓練，卻把商業開發的權利也攬在手上，實質上當上了“國家經紀人”，其實，商業開發并不是各管理中心的能力所在，他們也缺乏運作精力和相關的專業知識。
“據調查，目前不少運動管理中心所謂的商業開發，其實只是等著商家上門，自己并不會主動出擊。既然目前我國的體育中介行業已經發展起來，體育經紀人多達1000多人，何不公開投標，選擇心儀的經紀人創造運動員、運動管理中心和經紀人‘三贏’的局面？”譚建湘認為，為了眼前的一點利益而忽略了長遠的巨大的體育價值，這好比丟了西瓜只撿到了芝麻。籠統地將田亮開除出國家隊只是權宜之計，在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商業利益就擺在眼前，一個運動員通過艱苦訓練后發現自己原來有如此巨大的商業價值卻不能實現這個價值，這種誘惑會促使下一個“王亮”、“李亮”、“張亮”的出現。
不過，“田亮被逐出國家隊，雙方都有責任，例如他找的是文化經紀人而并非專業的體育經紀人。”已經為廣東培養了4批體育經紀人的譚建湘指出，作為運動員的經紀人，必須了解該項目的運動規律，如果忽略了訓練周期而隨意地中斷常規訓練參加商業活動，這些經紀人不但沒有給運動員帶來好處，反而會毀了他的運動生涯。
在經紀人的“運作”下，雅典奧運會跳水冠軍田亮成了同時涉足體壇和娛樂圈的“熱門”人物
田亮經紀人劉韜
田亮的經紀人劉韜身高1.9米，今年33歲，自稱4年前還是中國T臺上最“火”的男模，與一臉陽光的田亮站在一起，劉韜更像一個明星而非經紀人。
他跟田亮在2000年相識，當時中國跳水隊正在悉尼備戰奧運會，熊倪與田亮住在一個房間，劉韜隨中國名模代表團剛好也在悉尼演出，他與熊倪早就認識，于是常常到熊倪的房間，這樣一來二往就認識了田亮。兩個月后，劉韜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廣告公司，還曾經為當時剛剛走紅的陸毅拉廣告。劉韜曾在接受采訪時對運動員作出以下的評價：運動員的特性都是個性張揚，自信而豪爽，并且富有表現力和感染力，所以他們比一般人更容易在專職之外的領域取得更好的成績，田亮的明星氣質以及談吐、思路和形象俱佳，這將使他的“娛樂之路”一帆風順。劉韜非常得意自己成功地把田亮捧為最受關注的奧運冠軍，“奧運冠軍成名之后升溫快，但降溫也很快。雅典奧運會后所有的冠軍之中，最受關注、曝光率最高、最受廣告客戶青睞的只有田亮，他現在快成中國的貝克漢姆了。如果劉翔改由我做經紀人，我一定會在運動成績不變的情況下，把他包裝得比如今更‘火’。”劉韜說自己比田亮年齡大，所以經常教他一些做人的道理，諸如成功了、成名了要懂得回報，孝敬父母、做一些公益事業、參加一些慈善活動等等。在劉韜的運作下，田亮在雅典奧運會后的半年內頻繁地在各商業活動中亮相，并在印度洋海嘯后堅持到馬來西亞拍攝寫真，盡管他聲稱寫真的收益將捐贈給遭受印度洋海嘯的災民，但這仍難平非議。田亮在與香港英皇公司正式簽訂合約后，不久便接到了國家體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的“驅逐令”。
作為田亮的經紀人，劉韜把如何協調運動員訓練、比賽與商業活動之間的決定權推給田亮，他解釋道，田亮從事跳水運動已20年，長期過著三點一線的枯燥生活，但作為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他應該有自己的興趣與愛好，而時尚和潮流對他充滿了誘惑。
劉韜表示，他常常跟田亮講，他是一個運動員，在這個大前提下對自己的人生作出選擇、利用假期從事商業活動是無可厚非的。即使在田亮被逐出國家隊后，劉韜仍然堅持他對田亮的包裝是成功的：“田亮這段時間度過了非常快樂、美妙和享受的時光，經歷了他從未經歷的事情，比如為時尚雜志拍攝封面等，讓他對自己的特點有了新的認識。我認為，我們對田亮的‘炒作’是成功的！有哪一個奧運冠軍能像他一樣在奧運會幾個月后還有這么高的關注度？”游泳運動管理中心曾明確表示不允許運動員有自己的經紀人，而劉韜表示，他與國家體育總局的協調已經無法進行，而作為專業的演藝經濟文化公司，他與田亮的合作具有合理性，“一來，我們沒有違反國家法律；二來年輕人有選擇自己未來的權利。”
“國家經紀人”
除了足球和籃球兩個項目外，目前國家體育總局下屬的各運動管理中心大多在運動管理的同時充當著“經紀人”的角色，運動員的商業收益必須經過各運動管理中心同意并進行利益分成，如中國女排近兩年拍攝的商業廣告，無論是集體拍攝還是趙蕊蕊、馮坤等人的個人廣告，所得的收益必須進行五五分成。趙蕊蕊2004年以180萬元報酬成為某運動品牌的代言人，但真正進入她個人賬戶的不超過50萬元。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體操冠軍莫慧蘭前不久在一檔電視節目中承認，她在國家隊中的時候，國家體育總局體操管理中心就有著經紀人和管理人的雙重角色，她與其他隊員參加廣告拍攝和商業活動，基本上是體操管理中心給安排和分配的。參加商業活動所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五五分賬，國家提成一部分，運動員提成一部分，教練員和后勤工作人員都能拿到勞務分配。
因為看中了“我心飛翔”這句廣告詞，劉翔為白沙集團拍攝了一則廣告，該廣告曾一度因涉嫌煙草廣告被工商管理部門禁播，這一事件折射出“國家經紀人”運作方面的缺陷。在雅典奧運會后，劉翔無疑成了32枚金牌得主中最受矚目的一員，隨之而來的是他的“身價”暴漲。除了可口可樂公司和東風悅達起亞在雅典奧運會前以低于100萬元的價格簽下劉翔外，在奧運后其他公司給他開出的底價均不少于100萬元。負責劉翔商業開發的不是別人，正是國家體育總局田徑項目管理中心，據了解，現在市場開發人員案頭的廣告合同申請書便有一尺多高，總價值在數千萬元以上。禁播事件發生后，負責劉翔市場開發的田徑管理中心市場開發部卻保持沉默，而國家體育總局管理部門有關人士則指出，“國家對于奧運冠軍在管理上出現了真空，缺乏相應的約束機制，甚至有些放縱。”
負責運作隋菲菲登陸美國WNBA的經紀人秦曉雯表示，作為運動員的經紀人，必須把運動員的長遠利益放在首位，在運動員接拍廣告時一定要進行嚴格地把關，不能什么廣告都接。要考慮法律因素，要選擇與運動員相匹配的定位和商品品牌。她還指出，“中國的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有自己的模式，所以，不能照搬美國的那套市場化模式。但管辦分離是必然趨勢，給經紀人合法空間，只有這樣才能走出一條雙贏的路子，既可以維護不動資產，又能加速職業化的進程。”
姚明的經理人團隊“姚之隊”為其接下了百事、銳步和麥當勞等長期合約，估計每年可以賺得1500萬美元。隨著姚明簽訂更多的合同，《商業周刊》分析，姚明在NBA的頭10年能賺到3億美元。報酬并不是“姚之隊”選擇商家的唯一標準，如果不是中國一流或者世界一流的品牌，不管他們出多少錢，姚明都不會簽約，煙酒廣告更無法與姚明沾邊。與此同時，他們還安排姚明出席大量的公益活動，維護健康良好的形象。“體育經紀人或公司是體育市場的‘潤滑劑’，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也是能起到積極作用的。”“姚之隊”成員陸浩認為，考慮到中國體育體制的特殊性，經紀人與相關部門的溝通和協調格外重要，如果不聽取、歸納和分析各方面的意見，權衡各方利益，“不僅保護不了運動員的利益，還有可能損害運動員的利益。”
